成，气韵连贯的艺术效果。 
　一首唱少女给情郎绣荷包表达爱心的四川民歌，有句“为绣荷包儿有人求，……瞒倒爹娘绣得忙”，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互生恋情，违背父母之命，私送信物，故要瞒着。荷包随身佩带，除装钱物又作装饰，元杂剧明清小说服饰描写每每提及，欧阳修的“紫荷垂橐”即言此物。因以彩色丝线刺绣，故必出自闺阁，送心上人，图案绣鸳鸯或并蒂莲，喻有情人终不分离，针针线线，极尽工巧，最见女子惠心深情。荷包未必都特别，然而刺绣确非等闲手段。先秦典籍记“观古人之象”时，把“作会”(即绘)与“绣”并提，说“画缋(绘)之事，杂五色……五采备谓之绣”(《尚书》《周礼》)。画绣皆用色，且“绣亦须画乃刺之”，可见其不简单。汉以前刺绣主要是衣裳，王充《论衡》：“刺绣之师，能缝惟裳”。所谓“绣”，文绣(《礼记》)。只有皇帝服装才以五色绣之。据说周代以绣文绣区别以葛布与丝帛为材料的绣品。《史记》载“楚庄王有所爱马，衣以文绣，置华屋之下”皇帝宠物穿绣图丝衣显是极尊贵；战国“齐纨鲁缟”很有名，这大概与齐郡尚刺绣、“恒女无不能”有关，丝织绣品大量制作在当时是极奢侈的，所以齐国号为“冠带衣履天下”。 
　衣因绣而尊，便有等级之分，古代正史上的《舆服志》详列此种差别，谓之“典章兴矣”(《旧唐书》)。不仅如此，丝帛必须“加五采之巧，施针缕之饰”，方显珍贵，这正是“织锦刺绣，名曰卓殊”《论衡》的奇能，也是中国“女功之始也”(《礼记》)。王充论儒生之富于才学，比“犹女工织锦刺绣之奇也”。尤其商业发达生活侈靡之地刺绣更见兴盛，且名家一出，便自成流派。
　(四)蜀绣辉煌:朝廷授五品军功巴拿马国际金奖
　作为专门技艺，历史上刺绣常为朝廷官府控制，如宋朝廷始设文绣院，招纳绣工专为皇室绣制御服及装饰品，元代在全国各地设有绣局，明代设内廷作坊专管各项工艺制作，清代同类机构叫造办处。这些官方机构除了督造朝廷政府所需，对刺绣行业的正规确立，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也起到积极作用。如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(1903)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，内设刺绣科，聘请名家设计绣稿，同时钻研刺绣技法。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如刘子兼的山水、赵鹤琴的花鸟、杨建安的荷花、张致安的虫鱼等入绣，既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，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，如张洪兴、王草廷、罗文胜、陈文胜等。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并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。张洪兴绣制的狮子滚绣球挂屏又得清王朝嘉奖，授予五品军功，为蜀绣赢得很大声誉。 
　但蜀绣之形成专业比官方劝工局更早。道光年间(1830年)，民间组织的三皇神会成立。这是一个由铺(店主)、料(领工)、师(工人)组成的刺绣业的专门行会。这种正式垂版立行，建立行规，确定专业分工，维持行业内部各方(如生产、销售等)的利益，表明蜀绣已从家庭逐渐进入市场，形成广为社会所需的规模生产。那时成都的刺绣手工作坊在九龙巷、科甲巷一带有八九十家，到官方劝工局成立，蜀绣业更加兴盛。如三皇神会时的刺绣主分三类：穿货(生产礼服、霞披、挽袖及其它实用品)、行头(剧装)、灯彩(红白喜事用的围屏、采帐等)，到劝工局时期，实用品外更丰富了刺绣欣赏品类，如条屏、中堂、斗方、横披等，题材除以古代名家画作如苏东坡的怪石丛条、郑板桥的竹石、陈老莲的人物等为粉本，又请当时名画家设计绣稿，并绣制流行图案，既有山水花鸟、博古、龙凤、瓦文、古钱一类，又有民间传说，如八仙过海、麻姑献寿，吹箫引凤、麒麟送子等，也有隐喻喜庆吉祥荣华富贵的喜鹊闹梅、鸳鸯戏水、金玉满堂、凤穿牡丹等，十分丰富。
　 (五)蜀绣在民间广为流传男绣工独树一帜 
　蜀绣在民间广为盛行。当时成都周围郊县农村以刺绣为副业者众，有些家庭代代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