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他们和当时的正统相比较，已经是一种进步了。

    王旭：是的，但是正统画派并不是画史上所说的那么窝囊。王原祁、邹一桂，唐岱、恽寿平、吴历、汤贻汾、戴熙等，都是很有天才的画家。人们骂得最多的王翚，他能学贯南北宗派，绘画功力鲜有出其右者。王原祁的山水，墨法非常精妙厚重，以他为代表的正统画派，在山水一路，非“扬州八怪”所能及。现在看来，“扬州八怪”在书法上，也不及正统一路的诸多画家。不管是金农也好、郑板桥、黄慎、李复堂、高凤翰也好，他们在书法上都是野狐禅。但这并不说他们的书法一无是处，其金石意味是值得借鉴的。现在的书家，写贴的不知篆隶金石，写金石篆隶的不识贴，其实各有其妙，只有融会贯通才能成就自我。扬州画家之所以能在墨戏上出众，就是因为其深厚的篆隶金石功夫，让他们如虎添翼。

    问：那您认为如何学书？

    王旭：郑板桥学石涛，主张“学一半撇一半”，不全学。也就是要有选择性的取舍。如果全学肯定是盲目的。每个书画家都有其自身的面目，古人面目并不是我之面目，古人法并不是我之法。只有取其长，舍其短，将他学变成己学，将他法变为我法，才是治学的正道。

    问：为什么只能学一半，只能抛一半呢？

    王旭：这只是个说法而已，具体的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而去践行了。可以学七抛三，也可以抛七学三等等，根据具体情况而定。如果古人只有一分可学，那其它九分完全可以抛去，这是合理的。并不是说学古人非要抛多少，学多少，这不是定则。可以全学，也可以不学。精华就全学，糟粕就全不学。全学就会被奴役，但不学古人绝对落俗。张大千学了大半辈子石涛，但他的成就完全不在石涛上，而在于其晚年的泼彩画上。如果他晚年不变法，那么，他这一生就只是画石涛的工匠罢了，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大画家了。现在很多人也跟着学大千，甚至连他的书法也一并接受了，落在纸上，这是很不理智的。张大千的书法是没有脱俗的，内敛中，有剑拔弩张的习气。

    问：泼彩与泼墨有什么区别？

    王旭：彩就是墨，墨就是彩，这是一回事。墨法也是由原始的设色发展而来的。墨与彩的关系，似乎在唐代开始，成了南北宗关系，一直形成对立，但是一直没有绝对分离，甚至融为了一体。王维、董源也画青绿，大李将军一路，到了李唐、马夏、戴进、吴伟等都画水墨。所以说，墨与彩是不能分家的，是一体的。张大千的泼彩，我认为其独到之处，就是将北宗具有符号性的青绿色彩，随意挥洒到了极致，从此，被视为院体的青绿画，与水墨画并肩，成了文人挥洒自如直抒胸意的工具。那种被贬为精工艳丽、金碧辉煌的青绿富贵工匠画，从此发挥了她的魅力，让人眼前一亮。在同一幅画里，张大千做到了墨不碍色，色不碍墨，光怪陆离、氤氲有泽，如此高境界的泼洒技法，实在难得，一点也不输给古人，甚至会让古人自叹不如。

    问：古代没有人画过泼彩吗？

    王旭：泼青绿的鲜见，泼墨的很多，唐代王墨、毕宏，宋代米芾、梁楷，明代的徐渭等，这些都是泼墨的高手。其实泼彩并不是一门很难发掘的学问，只要你明白了彩就是墨，墨就是彩这个道理，就不会为张大千的这门学问感到好奇了。他也是学古人变法而来的。

    问：您认为谁学张大千学得好？

    王旭：谢稚柳也学了很多大千老人的泼彩，也算是不错了。其他的人，就不怎么样了。主要的问题是，张大千豪放中有细腻的，兼收并蓄。大千的书法基础很好，笔力扛鼎，他对绘画的理解很高，具有超凡的天才，所以，他的泼彩泼墨里是很少有火气、烟润气、市气的，不过他的山水、果蔬、花鸟、仕女、人物画里，还是有很多稚气、匠气的，缺乏自己的面目，但并不怎么太俗气。不过，他绘画的题款有些遗憾，一手画家字，显得很笨拙，幸亏他有金石篆隶基础，或多或少能给自己找回了面子。我需要补充的是，浑厚华滋、浓墨重彩是大千先生的长处。他的很多画，比如白菜、荷花，用淡墨画的，就不怎么样了，有些市井气。